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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之为深邃莫测，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心性论哲学思考深闳而肆，具有天人合一的视野与襟抱，甚至还有点儿神秘主义色彩。

《礼记·礼运》中也谈到礼的人文含义，先王发明礼制是出于区分野蛮与文明的目的，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先王原来生活在简陋的洞穴之中，不懂燃火做熟食物，只会生食草木和鸟兽之肉，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不会穿丝织的衣服，后来才懂得用火炙熟食物，知道修筑宫榭楼台，裁剪布帛，制衣遮体。这些小巫官职的大小大概也与他们的占卜能力成正比。

周王是位于中央的君王，诸侯是臣子，诸侯的责任是为周王拱卫四方，维护周朝的安全。这和西方人的宗教思想演变路径恰好相反：西方人主张向外发展，内心的崇敬之情统统献给上帝，由上帝来安排每个人的生活和信仰。我们评价一个人有德性，无疑是对其品格的高度赞誉。还有一部记载礼仪的书是《周礼》，内容十分庞杂，大量篇幅都是用来解说礼仪等级秩序的具体内容，礼规定人们的言谈举止要符合一定的规范，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到了春秋末年，随着一些诸侯大国的势力持续增长，他们通过军事征伐确立盟主地位，周王室的权威不断下降。

周人则主张向内发展，由内心的道德引领日常生活秩序的安排。春秋以后的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习惯走马灯式的轮换诸侯盟主了。从此知道养生送死要通过祭祀鬼神上帝，听从上天的回应，再安排人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

如果说一个人缺德，那肯定是因为他的品格相当低下。因此，周代完成了与西方宗教分道扬镳的一次重要转折，那就是想方设法把外在的仪式内在化，把它变成每个人内心都遵守的一套准则，对德的弘扬与解释就是实现这个转折的重要步骤。商人祭祀不太讲究程序，至少祭祀规则没那么严格，到了周代以后，周王开始考虑怎么样使得祭祀更加条理化、规范化，特别是剔除商朝那些动不动就杀人的原始野蛮做法，这就是后人常说的祭祀礼仪的人文化过程。他的周围聚集着一群为他操行巫事的人，古代文献里称这些人叫巫史卜祝。

祭祀就是周而复始的一种崇拜仪式，需要制定规范与准则，目的是获得祖先和神灵的保佑，长久下来就形成了礼的雏形。有人称当时的史书《春秋》几乎没有一天不记载战争，又说春秋无义战，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诸侯都是为争权夺利相互争斗不休。

有人认为，先秦时代的那些君王，无论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真有其人，比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都兼有巫师的职能，往往集王权与神权于一身。谈到这里，不妨略微总结两句。来源：选自杨念群《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重庆出版社2024年1月 进入 杨念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周礼 。孔子主张仁，那是一种内心自觉服从礼的规训的学说，一个说外，一个论内，构成一种互补结构。

商王不但是人间的政治领袖，还是与上天沟通的大巫。因为每个人都有祖先，举行对祖先的祭祀就等于与个人生活发生了紧密关联，自然不会局限在上层王者的政治与军事事务之中，而是逐渐变成了理论上全民均可参与的一种仪式。在商代祭祀由商王来主持，据说商朝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占卜祭祀。 中国古代讲礼的重要典籍《礼记》中有一段文字专门解释了什么叫礼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投壶之礼就是宴饮时客人练习把箭投入酒壶的一种游戏。从商朝到周朝，在祭祀形式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周王不仅要维持一个神人大巫的形象，还要想办法让普通人都参与到祭祀过程当中，体会其中的蕴意。

祭祀对象既然是祖先，那就必须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把参与祭祀的人安排成有序的等级，分别设计出与之相应的仪式、服装和姿态，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站在什么位置，都有特殊的规定。周礼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尊王。

按照礼的规定，离姬、姜两姓较近的族群要厚待一些，反之就排斥打压，血缘亲疏决定各个族群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等级，由此经常引发诸侯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是非纠纷。比如在丧礼中如何选择忌日和丧仪地点，参加祭祀的人应该站在什么位置，祭服的样式如何选择等细节都有讲究，也记载着像投壶之礼这样的仪式。在古代农事中，干旱是对粮食收成的最大威胁之一，因此，是否有能力祈求上天降下甘霖，确实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拥有神奇能力的最突出证据。比如，诸侯国君主不得混淆父子夫妻的名分，有些家庭关系混乱的诸侯（如楚平王娶了儿子的未婚妻当妻子，犯了父纳子妻的乱伦大忌）就没资格承担尊王的责任。华夏族群有一个远古流传下来的观念，认为祖先和英雄人物死亡，只有形体消失，灵魂并未随之逝去，仍生存于另外一个世界，只是不像活人那样直接看得见，于是对这些不死的魂灵萌生敬畏之情，由此形成侍奉祖先的风气。也就是说，人伦秩序最终必须通过祭祀礼仪的举行才能得到妥善安置，这就是礼的核心思想。

我们说干什么事要讲究礼数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某个诸侯国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如秦国、楚国和吴国都是当时很强大的国家，因为不属于周王的近亲圈子，也一度不被允许参加周王或华夏首领召集的盟会。

辅佐王者这个大巫的一些小巫，如巫史卜祝等职业群体，都必须学习一些天象与历数知识，并凭借这些知识去提前预测一些事情，为王者的政治与军事决策提供参考。在战国文献中，已不再使用华夏一词，说明战国兼并剧烈，诸侯国的数量越来越少，有资格充当华夏身份的诸侯却越来越多，他们打着尊王旗号，却不一定经过周王亲自确认。

制定了各种礼仪规范后，周人就自信地认为，周朝的文明化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了商朝，足以成为后世遵循的典范。随着周王权威的衰落，诸侯国只是象征性地打着尊王的旗号，这说明那时候的中国是围绕周王及其血缘关系网构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其范围的大小常常依据周边国家与周王关系的亲疏远近不断伸缩调整。

祭祀神人和祖先需要一些具体器物和程式化的东西提供支持，这就是周人所说的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是从外在规范的角度确立道德的重要性，以便别亲疏、树尊卑、明贵贱、定名分，始终围绕着血缘纽带这个核心内涵展开。这些大巫据说都有些特异功能，比如汤王会祈雨，就是有本事通过做法让上天降雨止旱。当然，也可能出现某些特殊情况，春秋是乱世，如果周王遭遇威胁，那些身处华夏边缘的诸侯若能及时出手营救，就有可能被接纳为中国的成员。

所以礼最初来源于神秘的神祇祭祀活动。周朝建立后分封了不少诸侯，据说多达七十一国，姬姓就占了五十三人，一些非姬姓的族人，比如楚国人的祖先源自火神祝融氏族，与西周远祖比较疏远，不属于周室最初的亲戚圈子，自然在礼的秩序里容易被边缘化。

尊王必须遵循一定的族群伦理规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具备这个资格。从齐桓公、晋文公到楚庄王，他们轮流充当诸侯霸主。

《礼记·礼运》中也谈到礼的人文含义，先王发明礼制是出于区分野蛮与文明的目的，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先王原来生活在简陋的洞穴之中，不懂燃火做熟食物，只会生食草木和鸟兽之肉，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不会穿丝织的衣服，后来才懂得用火炙熟食物，知道修筑宫榭楼台，裁剪布帛，制衣遮体。这些小巫官职的大小大概也与他们的占卜能力成正比。

周王是位于中央的君王，诸侯是臣子，诸侯的责任是为周王拱卫四方，维护周朝的安全。这和西方人的宗教思想演变路径恰好相反：西方人主张向外发展，内心的崇敬之情统统献给上帝，由上帝来安排每个人的生活和信仰。我们评价一个人有德性，无疑是对其品格的高度赞誉。还有一部记载礼仪的书是《周礼》，内容十分庞杂，大量篇幅都是用来解说礼仪等级秩序的具体内容，礼规定人们的言谈举止要符合一定的规范，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到了春秋末年，随着一些诸侯大国的势力持续增长，他们通过军事征伐确立盟主地位，周王室的权威不断下降。周人则主张向内发展，由内心的道德引领日常生活秩序的安排。

春秋以后的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习惯走马灯式的轮换诸侯盟主了。参加朝会的华夏圈子内部的诸侯国一般分别拥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称，非华夏圈子的诸侯不在授予爵秩之列，但是如果表现良好，也有机会进于爵，被授予贵族爵位。

当时出现了一种说法，叫诸夏，不再单说华夏了。通过把对上天的尊敬转化为一种心理上的道德建设，是周人对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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